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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韩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在4月8日举行的劳动党第6次支部书记大会闭幕式上表示，他将带领党中央委员会、各级党组织和支部书记进行更艰辛的“苦难行军”。“苦难行军”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北韩为克服严峻的经济困难而提出的口号。那么，金正恩委员长为何在30年后重新提及“苦难行军”呢？

目前，北韩的经济状况极为严峻。北韩因新冠疫情暴发而采取封锁和隔离措施，对外贸易极度萎缩，几乎处于断绝状态，集市商人难以筹措用于销售的物资。在此情况下，美国拜登政府尚未出台对北韩政策，不知对北韩采取何种措施，美北关系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专家认为，短期内将难以改善美北关系，双方将进行较长时间的拉锯战。因此，金正恩委员长为突破当前的难关而提及“苦难行军”。

截至目前，北韩共进行3次“苦难行军”。第一次“苦难行军”时期是在金日成主席展开抗日游击队活动的1938年12月到第二年3月。当时，金日成率领抗日游击队从中国蒙江县行军到鸭绿江沿岸。之后，北韩表示要继承当时的精神而使用“苦难行军精神”这句话。第二次“苦难行军”是从1956年“8月宗派事件”前后到展开“千里马运动”的时期。当时，叫作“苏联派”、“延边派”“甲山派”的金日成主席反对派势力批判金主席，内部出现政治瓜葛，但是最终都被肃清，之后北韩通过“千里马运动”巩固内部团结。第三次“苦难行军”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进行的。1994年金日成主席逝世后，北韩因遭受国际孤立和自然灾害，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因此，北韩当局为克服经济困难而通过1996年新年联合社论提出“苦难行军”这一口号。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体制遭遇严重曲折，中国和俄罗斯停止向北韩提供援助。当时，北韩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原油依存度约达90%，原油供给中断使北韩无法运转工厂生产农业用化肥，农作物产量急剧下滑，过去依赖国家配给的北韩居民因政府突然停止配给粮食等生活用品而惊慌失措，很多人被活活地饿死。据国内外专家推测，当时至少有60万、最多有200万北韩居民饿死，这在现代社会是难以想象的事情。甚至有专家推测，当时北韩总人口的70%以上处于饿死范畴内。

20世纪90年代北韩进行“苦难行军”的前后时期，由于各种物资严重短缺，国家配给全面中断，因此北韩居民不得不以自身力量谋求生路，而北韩各地的集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形成的。换句话说，以集体主义意识和主体思想武装的北韩式社会主义价值观逐渐发生动摇，多种多样的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开始扩散。替代国家配给制度的市场机制、日常生活化机制以及发自内心的反弹现象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启动和出现的。在幼年、少年期经历过“苦难行军”的人和在该时期出生的人目前已成为北韩社会的中流砥柱，但是他们的国家观、生活观、意识观都与前一代不同。他们不完全依靠国家制度，大都通过市场解决自身需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韩当局也开始重视市场功能，并于2003年允许开设“综合市场”，2016年学者推算北韩共有406个综合市场。如此这般，北韩在“苦难行军”后构建市场规范管理机制，且目前仍在增强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功能。

“苦难行军”本是北韩强调思想和意志的政治口号，但是给北韩居民留下了遭受生存威胁的创伤。尽管如此，金正恩委员长时隔30年重新提及“苦难行军”，表示北韩的经济状况变得极度恶化。那么，通过“苦难行军”能克服北韩当前的经济危机吗？有专家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能缓解经济困难，因为北韩内部的物流量、汇率走势和工业原辅材料的流通情况大致稳定，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苦难行军”时的危机状况。此外，北韩和中国间正式和非正式贸易最近呈增长势头，且北韩在逐渐放宽边境封锁措施。因此，北韩虽然遭受国际社会的制裁，但是经济不至于崩溃，如果新冠疫情得到控制，北韩经济或许能从危机中摆脱出来。尽管如此，在国际社会仍对北韩实施强有力制裁的情况下，北韩经济将难以实现迅速复苏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北韩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在劳动党第6次支部书记大会闭幕式上还强调了思想教育和管控的重要性。金正恩委员长表示，近期有不少不利于青年人健康发展和成长的负面因素，新一代的思想态度发生严重变化，因此应不遗余力地做好青年事业，管理好年轻人的服装、发型、言行和人际关系。这意味着北韩青年人的思想态度对实现自力更生和维护体制安全至关重要。目前，经历过“苦难行军”和“苦难行军”后出生的“集市一代”在北韩人口中占据多数，其中10岁出头到40岁前的人群思想武装不够扎实。因此，金正恩委员长认为有必要通过思想教育和管控防止青年民心背离，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内部团结，维护体制安全。

4月20日，北韩朝中社报道称，金日成-金正日主义青年同盟第10次大会将从27日起在平壤举行。由于越来越多的北韩年轻人接触外国文化，北韩当局对他们助长不良社会风气和国家忠诚度的下降深感忧虑，因此北韩时隔5年举行青年同盟大会，可以说意在管控年轻人的思想，但不知北韩此举是否能取得预期的成效。